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是巨大鼓励，更是沉甸甸的鞭策。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文学批评与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折射出新时代文学理论评论扎根文学现场、勇于创新创造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文学创作与理论评论，离不开宏阔、厚重的“大历史观”，也得益于开放、创新的“大文学观”。大历史观，让我们立足历史总体、贯通时空脉络，完整地看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奋斗、牺牲与创造，自觉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民史诗；而大文学观，则鼓励我们打破固有认知，让文本成为勾连历史记忆、时代精神与大众传播的桥梁，推动文学真正介入现实、服务人民、映照时代。
作为一个文学分期概念，“新时代文学”的命名与确立，是对“新世纪文学”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启。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精神是通过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与文学营养的吸纳，批判民族、国家的积贫积弱，以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当代文学的新生则是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回忆与歌颂，礼赞新中国，以激励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渐趋成熟后，跟踪书写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进展。那么，“新时代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的自我建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重塑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伟大精神，进而聚焦、描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以此推动人类文明向着美好的未来坚定前行。五四运动百余年后，中国文学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的思想与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文学”的分期显在地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用大历史观审视新时代繁盛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会发现其历史观念、叙事方法及文学风格与以往的同类作品有着很大不同。“革命历史再叙事”与此前各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根本差异就在于“人民史诗”文学思想的确立。
进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民史诗的文学”的提出与实践，使得中国文学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与灵魂。有了这种既具有政治高度又富于哲学深度且兼具属己性、原创性思想的引领支撑，新时代文学也便有了新的视域、新的主题、新的方向，可以由此出发书写新的题材内容、建构新的情感结构、开辟新的思想空间。
诚然，“经典”需要时间的考验才能得到确认，但建构“经典”是一种实践的操作手段，首要的就是打开批评的新视域。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价值远不止于文本的评判与阐释，本质还在于思想的建构。立足新时代、新语境、新经验，以主动姿态介入文学场，甚至参与到新时代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的建构中去。
批评当随时代。接下来，我会进一步拓展、完善现有的研究成果，持续提炼、概括、阐释新时代的文学经验、美学范式与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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